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高等教育规模大幅扩张，教育制度和法规政策不断调整，中国的民办高校也从无到有，截至2013年，达到700余所，在校生规模550万左右。

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在过去三十年，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我把它分别定义成1.0、2.0和3.0，现在又面临新的时代环境和新的挑战。陕西的民办高校作为全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先行者，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都有一定代表意义。本文以陕西民办高校为例，分析各个阶段民办教育的发展状态和主要特征，并将探讨教育4.0时代对中国民办高校所带来的挑战。

民办高等教育1.0时代——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自考助学，建立校园，扩张规模

1980年左右至1999年，这是民办高校艰苦创业和规模扩张的初始阶段。许多学校是以外语、会计、中文的短期培训为主，后来扩展到自学考试助学教育和学历文凭试点教育。1999年以前，高等院校的设置权在中央政府，高等教育的投资主要由中央和地方财政解决，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还不到6%，所以当时上大学是挺难的事情。在这样的政策和市场环境下，陕西的民办高校率先用举办自学考试辅导的方式，为高考落榜考生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只要很少的学费，就可以在古城西安的大学里接受教育熏陶，这给很多中小城市和农村的孩子提供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创业初期，五六个人租一间教室，就开始办起了“学院”。因为市场需求巨大，生源不用愁，许多学校通过学费收入，不断加盖校舍，校舍多招生就多。国内同行对该时期有一段调侃式的总结和评价：“牌子是借来的，教室是租来的，教师是聘来的，广告是赊来的，学生是骗来的。”陕西民办高校就在这样的争议与质疑中迈出了发展的第一步。

1999年前后，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国家决定刺激经济，发展教育，进行扩招，之前严格控制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有了重大调整，高职院校的设置审批权从国家下放到省一级，当时陕西省一次就批准了西译、外事、欧亚和西京四所学校的招生资格。面对这个机会，陕西民办高校放眼全国市场，率先采取高校很少采用的广告营销模式，进行大规模的招生宣传，很快生源就遍及全国，都超过万人规模。在那之前，全国高校平均生源规模大概是3000人，而在扩招当年，西译的招生规模一下子就达到了5000人，欧亚也招到了4000人。除了主要依靠外聘教师以外，部分学校也开始建立自己的专职教师队伍。

1.0时代民办高校的办学条件与教育质量，相较于今天已经很完善的本科学历教育还有很大的差距，但在当时高等教育供给短缺的社会环境下，有机会上大学比没有机会上大学就是更好的质量。全国范围内成百上千万的高考落榜生，通过自学考试制度以及民办高校的助学机制完成了自己的大学生涯。从这个角度看，学生和家长用脚为民办高校投了赞成票。

民办高等教育2.0时代——进入统招体系，完成规模扩张，以评估为导向，规范教学

1999年，中国高等教育开始快速向大众化阶段迈进，全面扩招，在校生人数十五年间扩大了八倍，校均规模超过了一万多人。在“大扩招”的背景下，一批民办高校被纳入国家统招计划，起初举办高职教育，后来又升格为本科。自此“野生动物”进入了“动物园”。有些省份的民办高校未经历1.0的“自考”时代，直接进入国家统招计划的2.0时代。

在这个阶段，陕西民办高校继续扩大办学规模，完善了校园环境、硬件设施和教学条件，很多学校完成了校园二期建设，健全组织机构，这个时期民办高校的经济实力得到了显著增长，部分民办高校财务状况甚至还超过了省属公办高校。究其原因，除了国家政策推动以外，最根本还是在于民办高校的内在发展动力。身为“野生动物”，不被人看好，就拿贷款来说，银行觉得公办学校安全，不愿意贷款给民办高校，但银行其实不知道“野生动物”才更懂得精打细算，不乱花钱，投资都比较谨慎、合理和节俭。民办高校懂得去抢去拼，而不是像动物园里的动物等着别人来喂食。

进入“动物园”之后自然要服从规矩，各民办高校按照上级的评估要求，改善办学条件，规范教育教学，工作重心逐步向教学方面倾斜，建立起了自己的教师队伍和教学管理制度。

在2.0时代，民办高校的校系两级领导主要来自于公立高校的退休人员，管理方式和教育教学模式主要是效仿公立学校，改善办学条件，建立专职教师队伍，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并为随后的战略转型奠定了基础。但这种统一的规范化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民办学校的特色发展和创新活力，学校主要关注自身发展、上级评价及资源获取，出现了人们所说的“同质化、行政化、功利化”的办学倾向。

民办高等教育3.0时代——以学生为中心，强调产学合作培养人才

这是民办高校追求质量、内涵、特色的转型发展时期，时间大致从2008年前后开始，这个阶段还将持续更长时间。

2005年到2008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继续上升，国家招生计划仍在增加，一批民办院校既招收计划内，也招收计划外学生，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由于历史惯性，学校办学的关注重点依旧是校园建设、招生、学生管理以及教学的规范化。“服务地方经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口号都在喊，但实际的意愿和能力却并不具备。

2009年以后，高考人数开始回落，招生计划增幅下降，录取率不断提高，计划外学生逐渐减少，有些学校的规模从三万余人回落到两万余人。许多学校的基础建设也已经基本结束，办学条件达到或超过了评估的要求，开始关注自己的特色建设和质量提升。

这个阶段，不同学校关注和满足学生需求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做法因校而异，但整体上比前两个阶段更加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学校工作的重心逐步转变为改善学生的学习质量和校园生活质量，关注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和就业层次。有些学校开始推动变革，提高师生满意度。

2013年，教育部推动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向应用科技大学转型，要求转型高校基于经济及社会发展需求，融入区域和产业发展。按照教育部的设计思路，应用科技大学应该集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于一体，是一种新的类型而非另一个层次。在办学定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学生就业、评估指标等方面，应用科技大学与传统地方高校有着本质区别。

当前大部分民办高校还处于2.0的初中级阶段，主要目标是继续向公办高校学习模仿，提升教师的学历和职称，开展科研活动，改善实习实验条件，争取政府的资源支持和荣誉。在向应用科技大学转型的过程中，有些学校的领导将应用科技大学转型理解为建设实训大楼、实验实训室，与企业签订合作办学协议。这些工作是应用科技大学转型的必要条件，但更为核心的要素首先是各级领导的人才培养理念、市场客户意识、战略规划能力、合作与服务能力等；其次是学校的管理体制；还有学校教师的行业背景、实践能力和学习能力。不进行观念的更新和组织模式的变革，简单、机械地推进转型，就会像一个清朝打扮的人演唱流行歌曲，看着不对劲，听着不成调，整体不协调。

总结以上，民办高等教育由2.0向3.0转变的重要特征，就是从以上级评估和争取荣誉为导向，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转变；领导者从关注学校发展向关注学生发展转变；组织特征从传统大学的单一封闭系统，向全面融入产业和社会的多元开放系统转变。大学尤其是应用型大学将与产业和社会充分融合，高校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不再是被动的服务和跟随，而是成为区域经济的助推器、城市未来发展方向和模式的思想智库、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基地。

民办高等教育4.0时代——互联网模式下的全新教育生态

这是未来教育的新生态，是互联网时代下高等教育全新的发展时期，不会只是民办高等教育的特点，现在可以看到和听到“学校平台化”、“学习个性化”等概念和做法，其魅力和特征可能超越我们的想象。互联网的开放、即时、数据化等特性，会将学生的学习过程、学习行为有效记录并形成分析结果，学生不再是只能用毕业证、学位证来证明自己，他们的能力和表现都可以在互联网上获得。文凭证书作为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一个标签，其价值将大大下降，这对学校的冲击将是非常巨大的。

在互联网时代，教育受时间、空间、语言文化和年龄的限制大大减弱，终身学习将成为常态，部分基于互联网基因的教育组织已经开始进行革命性的创新尝试，比如COURSERA等在线教育公司推出MOOC教育模式，中国顶尖的高校，比如清华、北大也开始推广自己的MOOC课程，这种态势继续发展和演变，现有的教育格局将有可能被颠覆。

目前，对未来教育形态最敏感的是活跃在互联网领域的盈利性教育公司，苹果、微软、Google等大公司的投资基金，已经对这一领域投入巨额资金，其结果可能会改变教育产业格局。美国已经出现了由创新基金投资的MINERVA大学这样基于互联网的无校园、跨国界、跨学科的新型高校组织。

旧有的教育模式在新的时代应该还会以新的形态继续存在一段时间，我理解中国未来10年的教育生态可能会表现为，非顶级的高校主要从MOOC中获得高质量的课程资源，教师则通过混合式学习和翻转课堂对学生进行辅导，并指导学生进行应用。但是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会不会像传统传媒、传统商业一样被新媒体、电子商务所颠覆？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小结

前不久，西安发生了联合学院的集资事件，该学院通过民间集资解决学校发展的资金问题，结果导致50多亿的资金缺口，十几万人堵在省政府。我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这个学校在民办教育2.0时代还使用1.0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模式。

在3.0时代，适龄人口下降，高职院校已经感受到现实压力，部分学校出现了生存危机。我和一些民办高职院校的校院长交流过，他们反映地理位置不佳，办学特色不足的学校生存压力很大。有些学校把希望寄托在升格本科上，而新建本科院校需要“500亩土地，15万平米建设规模”的设置门槛，对许多高职院校来讲，投资巨大，但本科计划增长的空间并不大。不升难以生存，升了负债累累，能否进入良性循环并没有把握。而有些高职院校很早就与行业融合，专注培养高质量应用型人才和服务行业企业的能力，不靠升本也能够生存发展。

针对以上两个方面，我们分别来看台湾和新加坡的情况。台湾按照市场原则进行教育布局，80年代末，大量的高等院校被政府批准设立，2000年左右，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生源下降，教育供给过剩，许多本科层次的技术学院都难以生存，未来几年将出现“关闭潮”，而纯粹专科层次的技职院校几乎已经消亡。几年前的数据表明，台湾两年制专科在校生只占台湾高教规模的2%左右。新加坡则是由政府主导，按照国家战略和产业结构的人才需求强制分布高校类型和数量，大学、理工学院、工艺学院各就其位，错位发展，建立了全球领先的职业教育体系，没有“学校升格风”和教育规模的大起大落。

我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的创始人林靖东校长在交流时，他表示，新加坡这样一个缺乏自然资源的城市型国家能实现国家竞争力全球前三的根本原因，是新加坡重视教育、投资教育，精心规划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并行的教育体系。

中国介于两者之间，虽然有生源下降的压力，但政府有意识控制新建院校的设置，地方公立本科院校和民办本科院校短期不会有太大的生存问题。但考虑适龄人口下降趋势，结合国家产业升级战略，教育部全力推动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在分类评估体系中也设置了相应指标加以引导，但在实际推动过程中，许多民办高校对应用科技大学转型仍缺乏应有意识和能力。

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的应用科技大学需要经过10到20年的努力才能达到国际公认的水准。率先实行真正转型高校将赢得学生的信赖和产业界认可，获得下一个时代的生存发展空间。

教育发展的4.0时代与中国当下大多数学校似乎关联度不大，互联网时代教育教学模式将呈现小班化、多师同堂、在线和多媒体教学、社区化学习的复杂形态。学校需要培养学生“从本能到记忆、从记忆到知识、从知识到方法，从方法到想象力”的多元目标，因此高等院校实际上面临接口开放、平台开放、内容开放三大挑战。这些问题如何应对，对于中国民办高校来讲是全新的命题。

教育4.0是一个已经发生的未来，BAT等互联网企业已经磨刀霍霍，准备在教育领域里降维打击。由于国家法令、基础设施和教育Know-How等几大壁垒的存在，互联网企业暂时还不能侵入学历教育领域，但这些壁垒，都有可能被突破，就像UBER，嘀嘀专车对出租车行业的影响。从长远来看，政府一定会顺应生产力提升的发展趋势，放松管制，支持高效、环保、有利民生的新兴产业、新兴模式。我希望我对互联网企业跨界打劫高校的判断是危言耸听，但是“互联网+”将彻底改变高等教育的未来生态已经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处于1.0时代的民办高校要么过渡到2.0时代，要么消亡；多数民办高校或惶恐或悠哉地处于2.0时代；少数学校正在艰难地向3.0转型；几乎没有学校为4.0做有效准备。

（作者：西安欧亚学院胡建波）